四川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，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。
1902年的春天，四川合州举人张森楷在合州大河坝（今重庆合川太和镇）创办四川蚕桑公社，设立“四川民立蚕桑中学堂”，“改良旧术，指授新学，以开风气，而扩利源”，同时“延聘教习，传授生徒，以为培植人才，扩充蚕桑之基础”。
到1910年，蚕社先后毕业学生6个班，110多人，其中28名优秀学生被保送日本深造。后来，这些毕业生分赴四川各地，兴办蚕社、丝厂，为四川蚕桑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从此，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现代化的“先遣队”中，多了一面“川字旗”。
从“小道末技”到“重获新生”
近代以来，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断加深，各个阶层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。
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派人士，掀起了一股兴办“实业教育”的热潮。各地相继举办带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农业学堂、工业学堂、商业学堂、铁路学堂、矿务学堂等。而这一时期的“实业教育”多诞生于“洋务活动”活跃的天津、唐山、上海等沿海城市。
也许很难想象，与此同时，深处西南内陆的四川，现代职业教育也在悄然萌芽。1903年，清政府颁布《癸卯学制》（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），正式将实业教育纳入学制，职业教育开始在学校系统中单成体系，四川实业学校开始陆续发展起来。
1904年，民主革命家张澜在南充创办顺庆府官立中学堂，宣传实业救国思想，举办农学、工学教育；1905年，四川机器局在成都设立工艺学堂；1906年，四川省农政总局于成都创办四川通省农业学堂。据清学部《各省实业学堂统计表》记载，到1909年，四川共计实业学堂14所，学生1030人，分别占全国的5.5%和6.2%。
抗战期间，由于四川“大后方”的特殊地位，以及建设急需各种专业技术人才，四川职业教育发展较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38年1月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从上海内迁重庆，在张家花园成立中华职业学校，1942年又在灌县筹建私立都江实用职业学校，重点开设农技专业课，教学模式以课堂教学与农场实习结合为特色，名噪一时。
这一时期，内迁办学的职业学校对四川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据统计，到1945年9月，33所国立职业学校中，有20所在四川、西康、重庆三地办学。
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四川的职业教育仍存在严重的“缺陷性”。
晚清民国时期，由于军阀割据，连年战祸，四川社会经济日益衰落，职业学校筹款困难，发展举步维艰。1939年9月，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姜琦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：“查川属各种职业学校，除少数省立者外，其经费多不充足，设备极形简陋，教师待遇低微，能力薄弱……教者既感困难，学者更觉无趣。”更尖锐地指出：“各县立职业学校大都成绩低劣，学生毕业不能以此谋生，地方产业不能由此改进，既误青年，复累社会。”
更为恼火的是，由于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思想的根深蒂固，老百姓大都认为职业教育是“奇技淫巧”和“小道末技”，职业学校招生十分不易，在学校系统中处于“弱势”。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教育厅编印的《抗战时期的四川教育》一文中指出，“中师职三类学校的校数，职业、师范略嫌过少……职校以设备师资既感困难，学生来源亦属不易，因而捐资助学者虽大有人在，但却趋于设置中学之一途，遂成今日之偏枯现象”。
新中国的成立，让四川的职业教育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四川解放后，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和川东、川西、川南、川北行政公署以及重庆市、西康省即对解放前的62所职业学校进行接收、改造。1951年，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对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作出指示：由于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，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，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。
此后，在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”的办学宗旨下，四川职业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，基本办学条件不断改善，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，造就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成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立足地方办职教，职教发展为地方
“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，始教民育蚕，治丝茧以供衣服。”据考证，种桑养蚕之法、抽丝编绢之术，与数千年前的古蜀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四川夙称“蚕国”，丝织业在历朝历代都是四川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。两汉之际，蜀锦沿着丝绸之路行销至西亚、北非，蜀汉时期，政府在成都设立“锦官”，专门管理蜀锦生产。
追溯四川职业教育的源头，蚕桑与丝织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汇。从1902年四川第一所现代职业学校的建立，到1906年四川通省农业学堂（四川农业大学的前身）的成立，原因正是“蜀中夙以蚕丝之利与世相竞，徒以墨守故法，利寖外溢，故不能不提倡（新学）”。
“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”的“基因”，深刻影响了四川职业教育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轨迹。
四川德阳，中国的“重装之都”，聚集了中国二重、东电、东汽三大重装巨头以及上千家相关企业。庞大的产业集聚，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
作为四川唯一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，“产业结构调整到哪里，学校办学就跟进到哪里”已经成为“德阳共识”。
有一个关于职业教育发展“立足”与“面向”的故事不得不提。
航空发动机是工业制造“皇冠上的明珠”，可对于中国人，却是长久以来的“心头之痛”。过去，由于国内锻压设备生产能力不足，难以提供对材料强度要求非常高的航空发动机叶片、涡轮盘、轴承等部件。要实现自主制造大飞机，必须要有大型模锻压机。
2007年，中国二重承担了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的研制任务，他们要打破的，是苏联7.5万吨模锻压机保持了51年的世界纪录。可在研制过程中，专业技术工人的缺乏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。就在这时，没有开设模锻专业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，及时组织师资，恢复了专业，订单培养45名模锻专业学生。项目建成投用后，这批学生全部成为试运行的首批操作员，并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。
扎根地方、面向行业办职教，既破解了企业之困，同时也为职业学校自身发展注入了活力。
如果说德阳职教的发展，得益于有强大的工业产业为依托，对于基础设施落后，产业发展不足的“老、少、边、贫”地区，职业教育又该何去何从？四川巴中的案例值得深度剖析。
巴中市南江县的小河职中，位于秦巴山区扶贫攻坚的核心区。近年来，为培养扶贫攻坚需要的基层村社带头人，小河职中依托其畜牧、种植等特色专业，开办了村级后备干部专修班，通过“再培训”实现全县村两委的“换血”“充血”工作。
2017年5月，小河职中的办学思路，获得了四川省委组织部的认可和推广。当年8月，小河职中也正式挂牌为“巴中村政学院”，全省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。
一所贫困山区的农村中职学校“华丽转身”的背后，隐藏着巨大的信息量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，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。因为入口旺、出口畅，四川全省中职校点数和在校生规模飞速增加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仅成都市中职校点数就达150余所(个)，除民族地区外，各市、地的每个区县平均校点数在3—5所（个）。小河职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起来的。
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专、技校一时难以适应时代变化，生源数量和质量大幅度下降，毕业生质量下滑，出现了招生难、就业难的恶性循环。当时，60%以上的学校招生严重不足，不少学校年招生不到100人，尤其是农村职业中学，校均规模仅在300人左右。
四川中等职业教育由此进入“大浪淘沙”期，能否转变办学思路和道路，实现“内涵发展”，是时代赋予四川职业学校的“生死大考”。
从选育培养南江黄羊、巴山土鸡等秦巴山区名优畜种，为老百姓寻找致富门路，到成立农村后备干部专修班，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人力、智力支持，小河职中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，始终没有与巴中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。
立足地方办职教，职教发展为地方，既是四川职业教育与生俱来的“烙印”，更是持续健康发展的“生命线”。
在时代的“淘洗”之中，以小河职中为代表的一大批办学观念新、能力强，勇于开拓进取的职业学校脱颖而出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。这批骨干中坚力量，推动四川职业教育加快了“由大向强”、内涵发展的脚步。
紧紧围绕“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”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四川出台系列政策和措施，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四川特征、西部领先、全国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建成职业教育强省和西部职业人才高地的目标，推动四川省由职教大省向职教强省迈进。
通过与教育部共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，大力实施职业教育攻坚计划，有序推进中高职教育衔接，着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，加快农村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，切实加强基础能力建设，四川职业教育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。
为国举才、为民谋利，是四川职教不变的初心
一百年前，川东北的一个小县城里，走出一位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。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“愚、贫、弱、私”，提出“以文艺教育攻愚，以生计教育治贫，以卫生教育扶弱，以公民教育克私”。其生计教育，颇有职业教育的意味。
1940年，晏阳初在重庆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，一场以生计教育治贫的实践在川东北大山中推进，开风气之先河。
一百年后的四川职业教育，正在建立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，构建学历教育为主体，定向培养、长期专修、短期培训为补充的人才培养体系，真正实现“人人都能接受职业教育，人人都有用武之地”。
70年来，四川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改善民生、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实现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从无到有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提质增速，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。职业教育成为四川阻断贫困代际传递、服务精准扶贫的重要“先手棋”。
大小凉山彝区和川西高原藏区，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，也是职教扶贫的重点。
每天凌晨4点，当大多数人还睡梦正酣，26岁的肖芳准时走进成都地铁的驾驶室，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进站、对标、停车、开门、关门、确认、动车，地铁司机的工作“枯燥乏味”，却要求精确，不容一丝马虎。别看肖芳年轻，从2012年开始驾驶地铁，这样的操作她已经重复了超过30万次，因为操作技术过硬，她还是几个新入职司机的“师傅”。
肖芳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中国第一个藏族女性地铁司机。
2009年，四川省率先在藏区探索实施“9+3”计划，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，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免费中职教育。随后，此项计划推广到四川全部民族地区和45个深度贫困县。
肖芳成功报考了首届“9+3”计划，免费进入内江铁路机械技术学校学习深造。2011年7月，肖芳以优异的成绩和10名“9+3”同学一起，进入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。工作的6年里，肖芳还完成了自我提升：通过参加西南交通大学大专、本科段的自学考试，获得了交通运输管理专业本科学历。
肖芳人生命运的“逆转”，不仅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，更成为藏区学生成长的榜样。10年来，四川累计招录藏彝区“9+3”学生8万多人，目前在校生2万人。他们当中，90%以上来自普通农牧民家庭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占到17%。
这些“9+3”学生中，先后有4.2万多人顺利毕业，历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98%以上。5000多人通过定向招考充实到藏区乡镇基层队伍，2000多人参军入伍，1万余人考入高职院校继续学习深造，60%以上在各类企业就业，50%以上的毕业生回到了家乡就业创业。
在大小凉山彝区，在川西高原藏区，在乌蒙山区、秦巴山区，在川西坝子、川中丘陵，在脱贫攻坚、决胜全面小康的火热战场上，在四川教育“由大向强”的发展征途中，四川职业教育正不断书写着催人奋进的故事。
秦巴山深处，南江县东榆镇土寨村畜禽养殖合作社的李远霖、蒋超群夫妇，每天都要通过微信检查加盟农户土鸡的养殖状况。夫妻俩是小河职中2005级同班同学，后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，建立了巴山土鸡养殖场。“通过学校技术把关、合作社育雏、加盟户养殖、销售的模式，每年出栏成鸡7万余只，实现当地户均增收过万元。”
“成都！成都！”2017年5月26日，在美国西雅图“国际大学生超轻复合材料桥梁竞赛”上，当自重424克的碳纤维工字梁承重达11044磅（5.01吨）时，现场观众发出这样的惊呼。这件让世界为之震惊的作品，出自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大二、大三学生之手。如今，在碳纤维工字梁领域，这所位于中国西部的职业学校已经蝉联6年世界冠军。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“全真教学实践基地”里，马来西亚留学生李旻正努力学习互联网金融的各个环节，他说未来想把中国的先进经验带回马来西亚。伴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落实、推进，近年来，四川推动“四向拓展、全域开放”，正在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选择了四川职教，越来越多的四川职校走出国门办学，四川职教从边远闭塞的西部内陆，走向国际交流合作的舞台中央，找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坐标。
……
“养儿不学艺，挑断箩篼系”。这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大地的一句民谚，既体现人民群众对通过科学技术创造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又深刻反映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、先导性作用。如今，四川正通过努力发展职业教育，描绘着“一人成才，全家脱贫，全域小康”的宏伟蓝图。（数据来源：四川省教育志、四川省教育厅职成处 本报记者 鲁磊）
.jpg)
.jpg)
